新冠疫情下日本女性的生存现状:失业、家暴、下海卖身

当灾难降临时,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是弱势群体。而就日本来说,女性整体无疑处于弱势地位。

在日本历史上,一直都是男性外出工作,女性在家相夫教子。近年来,虽然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,但大多不是正式职工,而是以兼职、派遣或是短期工等形式。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,当疫情带来的失业潮侵袭,首先遭到辞退或停工的就是女性群体。

新冠疫情下日本女性的生存现状:失业、家暴、下海卖身

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(NRI)的调查,和疫情发生之前相比,兼职女性的业务量减少了约26%,有90万以上的女性正遭遇停工停职,且没有发放任何补贴。

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,最近却经常爆出女性因疫情、失业、家暴等问题而陷入绝境的新闻,不禁令人唏嘘。

女性自杀率上升

上个月,东京都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妈妈(下文代称A)因感染新冠肺炎而自杀。A原本居住在东京都近郊,和丈夫、女儿一起生活,女儿已经是个小学生了。

前段时间,A丈夫的所在单位成了密切接触区域,丈夫进行核酸检测后被诊断为阳性,统一在酒店隔离治疗。1月8日,A和女儿也被诊断为阳性,两人属于无症状患者,可以居家隔离疗养。

1月14日,丈夫结束隔离回到家,和妻女分房居住。原本以为生活会逐渐恢复平静,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发现A自杀了,她留下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:“因为自己的原因,给女儿和学校带来了麻烦,真的对不起。”

这起事件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,媒体猜测她自杀的原因是来自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迫。事实上,自从疫情发生后,日本女性自杀率有明显上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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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,日本自杀人数高达20919人,比上一年增加了750人,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,日本年自杀人数首次上升。其中,男性自杀人数减少了135人,而女性自杀人数增加了885人。

迫不得已下海卖身

29岁的单亲妈妈B,独自抚养着一个6岁的孩子。她原本在饮食店打工,同时还做着护理工作,日子也算过得不错。但随着疫情加剧,饮食店不得不关门停业,只靠护理工作,B很难维持生计。

后来,她只能进入风俗店工作,在做护工之余赚些外快。B心里其实很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,因为有时甚至还得陪客户泡澡之类的,她担心客户患有新冠或其他传染病,这样还有可能传染给自己的孩子,但为了生计又实在没有办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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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岁的大学毕业生C,也进入了风俗业。她说在自己读大学时母亲自杀了,为了还奖学金,她不得已入了这行。最初,C只是在卡拉ok店打工,但生活实在无法保障,甚至连房租都支付不起,于是她只能去风俗店。

其实C的理想是做一名手语翻译,但手语课的费用实在太贵了,无力支付的她只好在家自学。C现在只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,然后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想要过上普通的人生,想要有一份普通的工作,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,却成了C努力实现的心愿。

圭子女士曾是一位派遣社员,但疫情期间她的契约被终止了。没有什么特殊资格证或技能的圭子找不到新的工作,只能暂时去便利店打工。在便利店的收入很低,时薪也只是最低标准,很难维持生活,于是她不得已也做起了风俗工作。

在日本漫长的疫情期,遭到解雇的非正式员工非常多,其中7成都是女性。像圭子女士这样,为了补贴家用而进入风俗业的女性不在少数。

然而,风俗业整体也不景气。东京一家风俗店的负责人表示,疫情期间客流量严重下滑,营业额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一,而且最近的客户好像也都没什么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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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风俗店的经营状况都很艰难,何况投身风俗业的女性?即便按时出勤,只要没有客户也依然是没有工资的,一天下来都等不到客人的情况不在少数。有从业者说:“如果在这里都没法工作,那就真的是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爸爸活”盛行

28岁的由利女士,此前一直在服装行业做派遣社员。日本第一次紧急宣言后,公司休业,她也被解雇了。由利只能重新找工作,她接连去了好几家公司面试,但工作一直定不下来,这样的情况她从来没有遇到过。

到了无论如何也要赚些生活费的时候,她在网上查到了“爸爸活”。简单来说,就是通过社交媒体、论坛、APP认识一些男性,然后陪他们一起吃饭、聊天,从而获得一定的收入。

真的只是吃饭、聊天吗?又或许是披着温情外衣的钱色交易?

30多岁的家庭主妇真理子,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她的丈夫从事自由职业,受疫情影响收入骤减。心情不好的丈夫经常出手打骂真理子,还不给妻儿生活费,甚至对她说:“你不过是个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,少说些漂亮话!我在外面辛苦工作,而你什么也不做……”

实际上,现在家里的生活开支,孩子的奶粉、纸尿裤,都是在用真理子自己婚前的存款,但应该也支撑不了多久。这种境况下的真理子快要崩溃了,为了不被丈夫责骂,她每天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。

孩子上幼儿园或保育园的时候,她做起了“爸爸活”,此前已经和十几个男性见面吃饭了。其中也有人提出发生关系,真理子没有拒绝,因为她确实需要钱。

真理子遭遇过性暴力,她很害怕,想逃也逃不了。她时常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?当初因为结婚辞去工作,结果现在却过成这样,她十分后悔。真理子也想过要离婚,但看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终是没有离婚的勇气,她担心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。

真理子没有对奢侈品的幻想,也没有奢望过海外旅行,她只是想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,过上不需要每天担惊受怕的普通生活而已。

像真理子这样不得已做起“爸爸活”的女性也不少,日本NHK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,介绍疫情期间“下海”的女性,她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血泪史。

节目播出后,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。很多人都没想到,一向以繁荣发达著称的日本,竟然也有这么多为了生存而饱受苦难的女性。她们没有得到一份正式工作的专业技能,兼职的话薪水又无法维持生计,除了去风俗店别无选择。但即使这样,也可能赚不到钱……

日本政府组织“疫情对女性影响问题研究会”的负责人白波濑女士称:“这确实是非常严峻困难的环境,疫情之下,日本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。我们将男女就业分开来看,女性的就业人数下降非常多,主要原因是餐饮、服务业中采用非正式雇佣员工的人数特别多,而这其中大部分是女性。这样严重的就业差异,应当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。”

联合国妇女署副总干事安妮塔·芭蒂亚曾这样说过:“我们花了25年为之努力的一切,可能在疫情这一年里就会失去。”可见,疫情或许真的会使女性整体地位倒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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